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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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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析】
如何提升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体树人?
在研讨会的最后,蔡崇信和李宁于参会人员的欢呼中,站在椅子上和姚明进行了合影。
他表示:“我的父母会和我一起赛车或者陪我训练,当他们融入我的爱好,我的热爱不会被打压,也无需克制,他们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浙江湖州市练市镇练市小学的徐辉;
他们分别是从体制内走出来、退役后也颇为成功的奥运冠军李宁和邓亚萍;在体制内得到培养,于美国最顶尖的职业体育上大放光彩、挂靴后归来回馈祖国的姚明;以及依旧现役、在世界上竞争最为激烈的非奥职业体育F1进行打拼,努力争取一席之地的周冠宇。
江苏镇江市宜城小学的孔国娣;
这和过度重视文化课,缺少体育调剂有着一定的关系。
“胜不骄败不馁,说起来特别容易,但是当你面对挫折、质疑的时候,你能扛得住吗?你能坚强一点吗?凭什么?靠什么?”
国内有不同的议论与实践。
12月14日,蔡崇信公益基金会在湖州南浔举办了“2024以体树人教育研讨会”。全国几十位校长现身现场,共同讨论体育如何培养青少年领导力、家庭与体育的关系等体育教育与体育精神问题。
湖北襄阳市人民路小学教育集团的李远宏;
新疆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的姜伟;
“姚基金”的发起人姚明认为,体育能让孩子“长出”领导力。
回国后,徐一冰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体育报刊《体育界》杂志,并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所体操学校,后迁至南浔。
这些体育的成功参与者们正努力合作,希望为中国的体育教育“站得高,看得远”。
体操奥运冠军、李宁品牌创始人李宁表示,体育竞技教会孩子的不仅仅是技能,更是作为一个人自我生存和创造的能力。
2018年,蔡崇信公益基金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注册成立,以“以体树人、以业立人”为使命,重点关注体育教育。
中国首位F1车手周冠宇和他的母亲也来到了现场。
有人说,世界已进入AI时代,许多事务性的工作都会被替代,而“人”这一主体将愈发珍贵。
今年巴黎奥运会期间,中国健儿取得傲人成绩,潘展乐、郑钦文更是创造中国奥运新历史。
而邓亚萍表示,自己的人生中似乎就经历过3次失败,但是每次上场前,都会有一个失败清单,要进行一次复盘。
许多学校里,体育装备往往受到冷落,课间十分钟运动得不到保证。国内青少年的近视率、肥胖率居高不下。
今年:来自上海市普陀区洵阳路小学的朱乃楣;
2019年7月,蔡崇信公益基金会启动“以体树人校长计划”,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并资助10名具有体育精神的校长,通过挖掘典型校长,弘扬以体树人理念,促进体教融合更好的发展。
当大脑被解放,身体更要跟上,否则人将变得“头重脚轻”,失去平衡。
他说:“体育教会孩子们自我导航、自我管理。当你学会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就是领导力。”
虽然9岁第一次比赛就受伤,没能完赛,去了医院,但是周冠宇依旧在父母的支持下,从小树立了志向,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成功。
应蔡崇信的邀约,今年的活动来了几位体育大咖,分享自己的观点与理念。
奥运冠军、乒乓球超级全满贯得主邓亚萍说,“体育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好处是挫折教育,体育教会我们如何去面对输,今天赢了不等于明天能赢,保持敬畏,这是以体树人的意义。”
基金会发起人蔡崇信在现场对大家的到来和支持表示了感谢,他说:“跳高比赛最后的一跳都是失败的,运动员面临失败是非常频繁的。体育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场景,是一种挫折教育。希望更多人意识到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
34年后的1948年,南浔人顾乾麟资助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伦敦奥运会,并随团考察,成为湖州步入奥运殿堂第一人。
本次以体树人教育研讨会结束后,随即将举行第五届以体树人校长年度盛典,选出十位具有体育精神的校长,并予以激励。
第四届蔡崇信“以体树人校长计划”入选校长侯明飞认为,AI时代考量的是孩子的想法、主张,运动培养的就是适应力、社会感知与创造性。“AI时代不需要天天补课、刷题到半夜的孩子,他们是第一批被AI淘汰的人。”
每个选手都遇到过失败,李宁说,不懂得失败的运动员,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此次“第五届以体树人校长年度盛典”,回到了基金会发起人蔡崇信的家乡湖州南浔。
蔡崇信说:“这些突破前所未有,假如我们以‘以体树人‘的教育理念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能够继续突破。”
1914年,中国体操学校制定了我国第一个体育专门学校的办学《章程》。
辽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凌水小学的吴晓红;
今年是体育大年,“00后”少女郑钦文带火了网球,潘展乐拿下了中国史上第一枚男子百米自由泳奥运金牌、并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比起职业体育的发展,校园运动却依旧得不到重视。
来自贵州兴仁市巴铃镇塘房小学校长吴雄认为,虽然学校起步一度艰难,但器材、条件并不是最重要的。
周冠宇在研讨会上分享说,没有父母的支持,他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蔡崇信基金会努力和全国的各级学校合作,努力推进这一理念,已经坚持了五年。
十位校长,成为了“以体树人校长计划”的推荐入选校长。
天津北师大天津静海实验学校的朱鹏;
在研讨会现场,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副司长姜庆国援引《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称,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10.8%属于轻度抑郁风险群体。
20年来,吴雄一直在做一道以体树人的“证明题”,学生平均成绩从20年前的30分提升到80分,更重要的是,孩子们从逃课变成爱上学了,“孩子们幸福比他们的优秀更重要,运动是能让他们更幸福的一种方式。”
参与研讨会的嘉宾学者一致认为,一校之长,就是学校的守门人。江苏镇江市宜城小学校长孔国娣说:“校长有很大的权力,换个角度看是很大的责任,关键在于怎么选择”。
“体育”这个词,在当时还很新鲜。
百年来,湖州这座江南古镇,孕育出中国现代体育和它的体育精神。
“我们一开始没有体育器械,用地瓜藤当跳绳。去年听说别的校长带队包机去参加比赛,我也不怵。体育比赛的开展未必要大钱,只要用心投入,孩子也能得到一样的发展。”
长江学者、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郑强认为:“教育绝对不是去占有孩子的头脑空间,而是通过体育让身体强壮,让他们头脑的空间扩展到无穷之大。”
蔡崇信也感慨体育为他人生许多关键时刻提供了能量和支持。他说:“体育老师也是心理健康老师,体育的意义就是从失败中学习怎么走出来,学习怎么样克服挫折。”
贵州兴仁市巴铃镇塘房小学的吴雄;
重庆市凤鸣山小学的邓仕民;
在他看来,没时间、没空间、没教室、没资源,很多时候只是不愿行动的借口。“关键是价值排序,如果说在校长心目中健康第一,你一定每天琢磨如何创造条件去开展运动”。
过去四年,这一计划累计吸引了3600余名校长参与报名,资助了其中41位以体树人校长,影响师生超过230万人。
浙江岱山县衢山镇敬业小学的方科等
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徐一冰,就是湖州南浔人。因不忍“东亚病夫”之辱,他赴日本留学,立志体育救国,主张“强国之道重在教育,教育之本体育为先”。
徐一冰把办学宗旨从“提倡尚武精神”改成“提倡正当体育”。
(周超 )
【球队数据】
北京时间10月6日凌晨,2024-2025赛季俄罗斯女排超级联赛第5轮较量全面展开。王云蕗加盟的莫斯科迪纳摩客场3-1战胜图拉图利察,斩获3连胜后成绩达到3胜2负积8分,四局比分为22-25、25-18、25-22和25-16。此役王云蕗仍未跻身首发阵容,在第一、三局替补登场,发了4个球未得分。
莫斯科在遭遇开局两连败后成绩回暖,在近两轮均获得胜利。本轮莫斯科客场对阵实力稍逊的图拉,在首局落败后及时稳住了阵脚,连扳三局3-1逆袭闯关。
本场较量莫斯科的接应冈察洛娃和主攻尤里耶娃同夺20分。图拉的主攻科瓦列娃拿下全场最高的25分。 (高加索)
【历史交锋】
不仅日本可能退出,其他国家可能也不得不退出。
10月10日,胡塞武装对机场的袭击导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这是伊朗战争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受的最致命的单次袭击,在冷战后机场的安全史上,这样的远程攻击灾难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11日的最新袭击导致1人死亡,11人受伤。
不过,对中国网友尤其是球迷来说,如果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些传统亚洲足球强国都选择退出本次亚洲杯,而中国队如果仍然正常参加,似乎也有可能让中国队在这次亚洲杯上获得更好的成绩。
巴基斯坦已经多次公开警告胡塞武装,宣称如果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巴基斯坦将按照麦加协议的约定,对沙特提供武装支援,也就是参加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这也是沙特一直期待的结果,之前胡塞武装与沙特能够停火,就是得益于巴基斯坦加入之后对胡塞武装形成的优势。
而且,这样做的可能不只是日本一个国家,如果日本最终选择拒绝参加本次亚洲杯,其他国家也有可能会这么做,比如同样是亚洲足球强国的韩国和澳大利亚,也极有可能会步日本后尘,退出本次亚洲杯。
但按照有些媒体的分析,考虑到沙特和西亚在亚足联的影响力,亚足联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取消沙特的主办权,把比赛改在其他国家举行。亚足联如果选择延期,那么各个国家的备战计划都会随之受到影响,不得不进行调整,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原因很简单,亚洲杯这种亚洲足球最高层级的国际赛事,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炮火威胁之下举行的,就算是沙特仍然愿意举行,其他国家也得考虑参赛球员的安全问题。就算这些国家不考虑球员的安全,球员自己恐怕也得考虑考虑。
但巴基斯坦虽然已经多次口头警告,至今仍然未能付诸实际行动,而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每天都在继续,沙特虽然也在持续袭击也门首都萨那的机场,并对胡塞武装进行空中打击,但却依然无法阻止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
不少国际分析人士都认为,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将会长期化,短期内无法结束。这也意味着,如果在元旦到来之前无法解除冲突,原定1月7日开幕的亚洲杯将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是亚足联出面与沙特协调,改在其他国家举办,要么就是按照有些分析所说,推迟一年,到2028年1月再举行。
作为胡塞武装的幕后支持者,伊朗虽然也声称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扩大事态,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冲突,但伊朗同时也已经对巴基斯坦发出警告,如果巴基斯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行动,伊朗也不会坐视不管。
近段时间,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一直在持续。胡塞武装继续大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
10月12日,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胡塞武装声称,此后还将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
日本足协于10日正式宣布,日本队将不参加原定在沙特举行的“2026年FIFA电竞世界杯”。此举被认为与当地治安恶化有关。
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亚足联不顾沙特目前的国家安全所受到的威胁,仍然执意将亚洲杯放在沙特举办,日本足协就有可能宣布退出本次亚洲杯。作为亚洲第一梯队的强队,日本如果退出,对本届亚洲杯的竞技水平毫无疑问也会带来影响。
话虽如此,但如果沙特真的无法在亚洲杯到来之前结束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即使中国队确实一直都想在亚洲获得更好的成绩,但也不可能不顾球员的安危,参加本届亚洲杯。
【球员介绍】
有些话,赢了比赛也不能说。有些奖杯,举起来的那一刻就变了味道。2026年10月3日,日本爱知县丰田体育场,亚运会男足决赛,韩国队以1比0战胜日本队,拿下金牌,实现亚运男足4连冠。赛场上韩国球员拼尽全力,赛场下,他们却用几句话把自己推上了舆论的断头台。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球员说了什么,而在于一个制度运行了53年之后,它的社会共识基础已经在慢慢瓦解。当年朴正熙设立这个制度时,韩国的国际地位远不如今天,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确实是一种稀缺的“国家服务”,值得用兵役豁免来交换。
说实话,作为一个即将被兵役吞噬职业生涯的球员,他的如释重负是真实的,甚至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不用当兵”的狂喜被毫无遮掩地对着全国观众释放出来,那些正在军营里摸爬滚打的年轻人、那些已经服完兵役回来的普通男性,心里是什么滋味?
对于正在韩国各级青年队踢球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消息的分量堪比一场地震,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从青训阶段就把“亚运夺金免兵役”作为职业生涯规划的一部分。如今这个选项正在被关上,未来的韩国足球人才在面临海外发展、兵役和职业生涯的三重博弈时,将不得不重新计算自己的路径。
火上浇油的还有19岁的小将朴升秀。他在更衣室里戴上了一顶带有预备役标识的“退伍帽”,敬了个礼,拍照上传社交媒体。一个连训练所的门都没踏进去过的年轻人,戴着象征退伍的帽子庆祝,这已经不是“一时兴奋”能解释的了,它戳中的是整个韩国社会对兵役公平性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请愿书里写得很直白:如果以提升国家地位为标准,谁能否认BTS成员比亚运冠军更有资格获得免役?这个问题扎心,但很难反驳。BTS的案例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它把“兵役豁免”的逻辑推到了极致:如果连全球顶流偶像都得乖乖入伍,那运动员凭一块金牌就能豁免,合理吗?更关键的是,BTS的粉丝遍布全球,他们的入伍被全世界看在眼里,这无形中放大了运动员豁免制度的“不公感”。
这话一出,韩国舆论瞬间炸了锅。要知道,在韩国,兵役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它是一个横亘在几乎所有年轻男性面前的18到21个月的人生关卡。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你绝不能公开说“我踢球就是为了躲它”,尤其当你还穿着国家队球衣、胸前挂着太极旗的时候。
回过头来看,那几个球员的失言,更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制度本身的裂缝已经存在了很久,安哲秀说得很直接:“政界53年来一直回避兵役特例法”。这句话点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兵役豁免制度在韩国政坛长期是一个“谁碰谁烫手”的议题。动了它,体育界和艺术界不答应;不动它,普通民众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直到这次亚运男足的言论风波,才终于给了政界和国防部一个“顺势而为”的窗口。
这件事之所以从“球员失言”迅速升级为“制度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它触碰到了一条早已绷紧的弦。韩国的“艺术体育要员”制度始于1973年,至今已延续53年。它的设计初衷并不复杂:在奥运会拿奖牌,或者在亚运会拿金牌的运动员和艺术家,可以用替代性服役来交换完整的现役兵役。
但今天的韩国已经是全球经济和文化强国,亚运会金牌的“国家服务”价值在公众眼中已经大幅缩水。与此同时,兵役本身在韩国年轻人中的争议也越来越大,人口减少导致可服役人数持续下降,兵役待遇和军营文化问题频出,这些都让普通韩国男性对“凭金牌免兵役”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姜信哲的表态里有一句话值得特别注意:“我对贬低神圣国防义务的行为深感遗憾。”把“神圣”两个字和国防义务放在一起,这不是随口说的。在韩国,兵役被赋予了一种近乎道德层面的意义,而“兵役豁免”则始终带有某种“特权”的色彩。
韩国国防部的回应来得很快。10月6日,国防部发言人郑缤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防部对体育界部分人士的不当言论感到遗憾,将综合考虑公平性、可服兵役人数减少、公众共识等因素,有计划地最终收紧或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第二天,国防部长官姜信哲在国会国防委员会国政监察会议上被问到相关立场时,给出了更明确的表态:“国防部的目标是逐步缩减兵役特例制度,并最终将其废除。”这意味着,延续了53年的制度,可能真的走到了尽头。
但我们需要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件事真的只是几个球员“嘴欠”惹的祸吗?恐怕没那么简单。梁民革说的那句“奖牌不重要,免兵役才是奖励”,虽然表达方式非常笨拙,但他在无意间说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对于很多韩国运动员来说,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参赛动力中,兵役豁免确实占了极大的比重。
孙兴慜、金玟哉、李刚仁,这些在欧洲赛场上闪闪发光的名字,当年都曾靠亚运金牌解决了兵役问题。你不能说他们的金牌不真诚,但你也不能否认,兵役豁免是驱动他们站上亚运赛场的关键因素之一。
梁民革的话还没凉透,队长李期奕又添了一把火。这位26岁的后卫在赛前就已经收到了征兵通知,如果没拿到金牌,回国后只剩9天就要入伍。所以他举着金牌对着镜头大喊“不用去军队了”,还补了一句“差点9天后就要去服兵役了”。
接下来会怎样?按照姜信哲的说法,“逐步缩减”到“最终废除”是国防部的目标,韩国兵务厅厅长洪素英此前也表示,《国防改革基本计划》将涵盖补充役制度的阶段性缩减和废除方案。这意味着一套完整的制度退出路径已经在规划之中。
这场风暴来得极快。决赛终场哨响没多久,效力于比利时韦斯特鲁的前锋梁民革走进混合采访区,面对镜头说出了一句让整个韩国社会血压飙升的话。他说,奖牌和奖杯其实并不重要,他们真正的报酬是免除兵役,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在比赛。
更大的争议出在集体项目上。这次亚运男足23人大名单中,有20人拿到了兵役豁免资格。也就是说,只要球队夺金,哪怕你整届赛事一场没上,照样搭上了免兵役的顺风车。男篮7人、棒球16人也同样受益。这种“一人拼搏,全队躺赢”的局面,在韩国国内的质疑声早已有之,但这一次,球员们自己把这种不公平感赤裸裸地摆到了台面上。
韩国足协事后出面道歉,说球员们“因无法抑制喜悦之情,发表了轻率的言论”,并承诺加强国家队球员的品格教育。梁民革、李期奕、朴升秀也相继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致歉。梁民革说自己“从未想过轻视正在履行兵役义务的人”。李期奕说自己是“因一时的幸福和多巴胺,把焦点放在了免除兵役上”。但道歉的速度再快,也追不上舆论裂变的速度。
这话说得重,但在韩国社会引发了广泛共鸣。因为兵役在韩国不仅仅是一项法律义务,它还承载着一种朴素的情感认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为国家服役这件事本身是值得尊重的。当球员们公开把“不用当兵”当作比金牌更大的荣耀来庆祝时,刺痛的不只是现役军人,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底线。
真正让舆论彻底失控的,是BTS。韩国国会网站上出现了一份要求废除运动员兵役豁免的请愿书,请愿者直接拿防弹少年团做对比。BTS全员已经完成兵役,而他们在全球范围内为韩国带来的文化影响力和国家形象提升,恐怕不是一枚亚运金牌能比拟的。
政界的反应比舆论更快。国民力量党议员安哲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标题就带着火药味:“把不用服兵役当成骄傲的国家队足球队,军队是令人憎恶的设施吗?”他还追问:“不是有许多夺得金牌的运动员并未获得兵役豁免吗?给这些令国家蒙羞、轻视军队的国家队队员免除兵役,简直令人愤慨。”
所谓“替代”,也不是完全没有代价,他们需要完成3到4周的基础军事训练,然后在34个月内完成544小时的社区公益服务。换句话说,兵役豁免并非白送,它是有条件的、有成本的。但问题在于,这个“成本”和普通韩国男性付出的18到21个月的军营青春相比,落差实在太过悬殊。
当这种特权被享有者自己以一种轻佻的方式展示出来时,制度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致命一击。可以说,韩国足球人这次不是输给了舆论,而是输给了自己。他们用几句不经大脑的话,亲手葬送了一个为后来者遮风挡雨半个多世纪的制度。
当然,制度变革不会一夜之间完成,缩减到废除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方向已经明确了,而推动这个方向的,恰恰是那些本该最珍视这个制度的人。这大概是2026年秋天,韩国足球最令人唏嘘的一幕。金牌还在脖子上挂着,制度的根基却已经开始松动。
【比赛分析】
如何提升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体树人?
在研讨会的最后,蔡崇信和李宁于参会人员的欢呼中,站在椅子上和姚明进行了合影。
他表示:“我的父母会和我一起赛车或者陪我训练,当他们融入我的爱好,我的热爱不会被打压,也无需克制,他们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浙江湖州市练市镇练市小学的徐辉;
他们分别是从体制内走出来、退役后也颇为成功的奥运冠军李宁和邓亚萍;在体制内得到培养,于美国最顶尖的职业体育上大放光彩、挂靴后归来回馈祖国的姚明;以及依旧现役、在世界上竞争最为激烈的非奥职业体育F1进行打拼,努力争取一席之地的周冠宇。
江苏镇江市宜城小学的孔国娣;
这和过度重视文化课,缺少体育调剂有着一定的关系。
“胜不骄败不馁,说起来特别容易,但是当你面对挫折、质疑的时候,你能扛得住吗?你能坚强一点吗?凭什么?靠什么?”
国内有不同的议论与实践。
12月14日,蔡崇信公益基金会在湖州南浔举办了“2024以体树人教育研讨会”。全国几十位校长现身现场,共同讨论体育如何培养青少年领导力、家庭与体育的关系等体育教育与体育精神问题。
湖北襄阳市人民路小学教育集团的李远宏;
新疆鲁木齐市第十九中学的姜伟;
“姚基金”的发起人姚明认为,体育能让孩子“长出”领导力。
回国后,徐一冰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体育报刊《体育界》杂志,并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所体操学校,后迁至南浔。
这些体育的成功参与者们正努力合作,希望为中国的体育教育“站得高,看得远”。
体操奥运冠军、李宁品牌创始人李宁表示,体育竞技教会孩子的不仅仅是技能,更是作为一个人自我生存和创造的能力。
2018年,蔡崇信公益基金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注册成立,以“以体树人、以业立人”为使命,重点关注体育教育。
中国首位F1车手周冠宇和他的母亲也来到了现场。
有人说,世界已进入AI时代,许多事务性的工作都会被替代,而“人”这一主体将愈发珍贵。
今年巴黎奥运会期间,中国健儿取得傲人成绩,潘展乐、郑钦文更是创造中国奥运新历史。
而邓亚萍表示,自己的人生中似乎就经历过3次失败,但是每次上场前,都会有一个失败清单,要进行一次复盘。
许多学校里,体育装备往往受到冷落,课间十分钟运动得不到保证。国内青少年的近视率、肥胖率居高不下。
今年:来自上海市普陀区洵阳路小学的朱乃楣;
2019年7月,蔡崇信公益基金会启动“以体树人校长计划”,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并资助10名具有体育精神的校长,通过挖掘典型校长,弘扬以体树人理念,促进体教融合更好的发展。
当大脑被解放,身体更要跟上,否则人将变得“头重脚轻”,失去平衡。
他说:“体育教会孩子们自我导航、自我管理。当你学会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就是领导力。”
虽然9岁第一次比赛就受伤,没能完赛,去了医院,但是周冠宇依旧在父母的支持下,从小树立了志向,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成功。
应蔡崇信的邀约,今年的活动来了几位体育大咖,分享自己的观点与理念。
奥运冠军、乒乓球超级全满贯得主邓亚萍说,“体育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好处是挫折教育,体育教会我们如何去面对输,今天赢了不等于明天能赢,保持敬畏,这是以体树人的意义。”
基金会发起人蔡崇信在现场对大家的到来和支持表示了感谢,他说:“跳高比赛最后的一跳都是失败的,运动员面临失败是非常频繁的。体育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场景,是一种挫折教育。希望更多人意识到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
34年后的1948年,南浔人顾乾麟资助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伦敦奥运会,并随团考察,成为湖州步入奥运殿堂第一人。
本次以体树人教育研讨会结束后,随即将举行第五届以体树人校长年度盛典,选出十位具有体育精神的校长,并予以激励。
第四届蔡崇信“以体树人校长计划”入选校长侯明飞认为,AI时代考量的是孩子的想法、主张,运动培养的就是适应力、社会感知与创造性。“AI时代不需要天天补课、刷题到半夜的孩子,他们是第一批被AI淘汰的人。”
每个选手都遇到过失败,李宁说,不懂得失败的运动员,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此次“第五届以体树人校长年度盛典”,回到了基金会发起人蔡崇信的家乡湖州南浔。
蔡崇信说:“这些突破前所未有,假如我们以‘以体树人‘的教育理念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能够继续突破。”
1914年,中国体操学校制定了我国第一个体育专门学校的办学《章程》。
辽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凌水小学的吴晓红;
今年是体育大年,“00后”少女郑钦文带火了网球,潘展乐拿下了中国史上第一枚男子百米自由泳奥运金牌、并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比起职业体育的发展,校园运动却依旧得不到重视。
来自贵州兴仁市巴铃镇塘房小学校长吴雄认为,虽然学校起步一度艰难,但器材、条件并不是最重要的。
周冠宇在研讨会上分享说,没有父母的支持,他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蔡崇信基金会努力和全国的各级学校合作,努力推进这一理念,已经坚持了五年。
十位校长,成为了“以体树人校长计划”的推荐入选校长。
天津北师大天津静海实验学校的朱鹏;
在研讨会现场,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副司长姜庆国援引《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称,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10.8%属于轻度抑郁风险群体。
20年来,吴雄一直在做一道以体树人的“证明题”,学生平均成绩从20年前的30分提升到80分,更重要的是,孩子们从逃课变成爱上学了,“孩子们幸福比他们的优秀更重要,运动是能让他们更幸福的一种方式。”
参与研讨会的嘉宾学者一致认为,一校之长,就是学校的守门人。江苏镇江市宜城小学校长孔国娣说:“校长有很大的权力,换个角度看是很大的责任,关键在于怎么选择”。
“体育”这个词,在当时还很新鲜。
百年来,湖州这座江南古镇,孕育出中国现代体育和它的体育精神。
“我们一开始没有体育器械,用地瓜藤当跳绳。去年听说别的校长带队包机去参加比赛,我也不怵。体育比赛的开展未必要大钱,只要用心投入,孩子也能得到一样的发展。”
长江学者、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郑强认为:“教育绝对不是去占有孩子的头脑空间,而是通过体育让身体强壮,让他们头脑的空间扩展到无穷之大。”
蔡崇信也感慨体育为他人生许多关键时刻提供了能量和支持。他说:“体育老师也是心理健康老师,体育的意义就是从失败中学习怎么走出来,学习怎么样克服挫折。”
贵州兴仁市巴铃镇塘房小学的吴雄;
重庆市凤鸣山小学的邓仕民;
在他看来,没时间、没空间、没教室、没资源,很多时候只是不愿行动的借口。“关键是价值排序,如果说在校长心目中健康第一,你一定每天琢磨如何创造条件去开展运动”。
过去四年,这一计划累计吸引了3600余名校长参与报名,资助了其中41位以体树人校长,影响师生超过230万人。
浙江岱山县衢山镇敬业小学的方科等
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徐一冰,就是湖州南浔人。因不忍“东亚病夫”之辱,他赴日本留学,立志体育救国,主张“强国之道重在教育,教育之本体育为先”。
徐一冰把办学宗旨从“提倡尚武精神”改成“提倡正当体育”。
(周超 )
【球队数据】
北京时间10月6日凌晨,2024-2025赛季俄罗斯女排超级联赛第5轮较量全面展开。王云蕗加盟的莫斯科迪纳摩客场3-1战胜图拉图利察,斩获3连胜后成绩达到3胜2负积8分,四局比分为22-25、25-18、25-22和25-16。此役王云蕗仍未跻身首发阵容,在第一、三局替补登场,发了4个球未得分。
莫斯科在遭遇开局两连败后成绩回暖,在近两轮均获得胜利。本轮莫斯科客场对阵实力稍逊的图拉,在首局落败后及时稳住了阵脚,连扳三局3-1逆袭闯关。
本场较量莫斯科的接应冈察洛娃和主攻尤里耶娃同夺20分。图拉的主攻科瓦列娃拿下全场最高的25分。 (高加索)
【历史交锋】
不仅日本可能退出,其他国家可能也不得不退出。
10月10日,胡塞武装对机场的袭击导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这是伊朗战争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受的最致命的单次袭击,在冷战后机场的安全史上,这样的远程攻击灾难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11日的最新袭击导致1人死亡,11人受伤。
不过,对中国网友尤其是球迷来说,如果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些传统亚洲足球强国都选择退出本次亚洲杯,而中国队如果仍然正常参加,似乎也有可能让中国队在这次亚洲杯上获得更好的成绩。
巴基斯坦已经多次公开警告胡塞武装,宣称如果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巴基斯坦将按照麦加协议的约定,对沙特提供武装支援,也就是参加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这也是沙特一直期待的结果,之前胡塞武装与沙特能够停火,就是得益于巴基斯坦加入之后对胡塞武装形成的优势。
而且,这样做的可能不只是日本一个国家,如果日本最终选择拒绝参加本次亚洲杯,其他国家也有可能会这么做,比如同样是亚洲足球强国的韩国和澳大利亚,也极有可能会步日本后尘,退出本次亚洲杯。
但按照有些媒体的分析,考虑到沙特和西亚在亚足联的影响力,亚足联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取消沙特的主办权,把比赛改在其他国家举行。亚足联如果选择延期,那么各个国家的备战计划都会随之受到影响,不得不进行调整,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原因很简单,亚洲杯这种亚洲足球最高层级的国际赛事,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炮火威胁之下举行的,就算是沙特仍然愿意举行,其他国家也得考虑参赛球员的安全问题。就算这些国家不考虑球员的安全,球员自己恐怕也得考虑考虑。
但巴基斯坦虽然已经多次口头警告,至今仍然未能付诸实际行动,而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每天都在继续,沙特虽然也在持续袭击也门首都萨那的机场,并对胡塞武装进行空中打击,但却依然无法阻止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
不少国际分析人士都认为,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将会长期化,短期内无法结束。这也意味着,如果在元旦到来之前无法解除冲突,原定1月7日开幕的亚洲杯将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是亚足联出面与沙特协调,改在其他国家举办,要么就是按照有些分析所说,推迟一年,到2028年1月再举行。
作为胡塞武装的幕后支持者,伊朗虽然也声称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扩大事态,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冲突,但伊朗同时也已经对巴基斯坦发出警告,如果巴基斯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行动,伊朗也不会坐视不管。
近段时间,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一直在持续。胡塞武装继续大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
10月12日,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胡塞武装声称,此后还将继续袭击沙特的机场。
日本足协于10日正式宣布,日本队将不参加原定在沙特举行的“2026年FIFA电竞世界杯”。此举被认为与当地治安恶化有关。
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亚足联不顾沙特目前的国家安全所受到的威胁,仍然执意将亚洲杯放在沙特举办,日本足协就有可能宣布退出本次亚洲杯。作为亚洲第一梯队的强队,日本如果退出,对本届亚洲杯的竞技水平毫无疑问也会带来影响。
话虽如此,但如果沙特真的无法在亚洲杯到来之前结束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即使中国队确实一直都想在亚洲获得更好的成绩,但也不可能不顾球员的安危,参加本届亚洲杯。
【球员介绍】
有些话,赢了比赛也不能说。有些奖杯,举起来的那一刻就变了味道。2026年10月3日,日本爱知县丰田体育场,亚运会男足决赛,韩国队以1比0战胜日本队,拿下金牌,实现亚运男足4连冠。赛场上韩国球员拼尽全力,赛场下,他们却用几句话把自己推上了舆论的断头台。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球员说了什么,而在于一个制度运行了53年之后,它的社会共识基础已经在慢慢瓦解。当年朴正熙设立这个制度时,韩国的国际地位远不如今天,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确实是一种稀缺的“国家服务”,值得用兵役豁免来交换。
说实话,作为一个即将被兵役吞噬职业生涯的球员,他的如释重负是真实的,甚至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不用当兵”的狂喜被毫无遮掩地对着全国观众释放出来,那些正在军营里摸爬滚打的年轻人、那些已经服完兵役回来的普通男性,心里是什么滋味?
对于正在韩国各级青年队踢球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消息的分量堪比一场地震,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从青训阶段就把“亚运夺金免兵役”作为职业生涯规划的一部分。如今这个选项正在被关上,未来的韩国足球人才在面临海外发展、兵役和职业生涯的三重博弈时,将不得不重新计算自己的路径。
火上浇油的还有19岁的小将朴升秀。他在更衣室里戴上了一顶带有预备役标识的“退伍帽”,敬了个礼,拍照上传社交媒体。一个连训练所的门都没踏进去过的年轻人,戴着象征退伍的帽子庆祝,这已经不是“一时兴奋”能解释的了,它戳中的是整个韩国社会对兵役公平性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请愿书里写得很直白:如果以提升国家地位为标准,谁能否认BTS成员比亚运冠军更有资格获得免役?这个问题扎心,但很难反驳。BTS的案例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它把“兵役豁免”的逻辑推到了极致:如果连全球顶流偶像都得乖乖入伍,那运动员凭一块金牌就能豁免,合理吗?更关键的是,BTS的粉丝遍布全球,他们的入伍被全世界看在眼里,这无形中放大了运动员豁免制度的“不公感”。
这话一出,韩国舆论瞬间炸了锅。要知道,在韩国,兵役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它是一个横亘在几乎所有年轻男性面前的18到21个月的人生关卡。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你绝不能公开说“我踢球就是为了躲它”,尤其当你还穿着国家队球衣、胸前挂着太极旗的时候。
回过头来看,那几个球员的失言,更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制度本身的裂缝已经存在了很久,安哲秀说得很直接:“政界53年来一直回避兵役特例法”。这句话点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兵役豁免制度在韩国政坛长期是一个“谁碰谁烫手”的议题。动了它,体育界和艺术界不答应;不动它,普通民众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直到这次亚运男足的言论风波,才终于给了政界和国防部一个“顺势而为”的窗口。
这件事之所以从“球员失言”迅速升级为“制度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它触碰到了一条早已绷紧的弦。韩国的“艺术体育要员”制度始于1973年,至今已延续53年。它的设计初衷并不复杂:在奥运会拿奖牌,或者在亚运会拿金牌的运动员和艺术家,可以用替代性服役来交换完整的现役兵役。
但今天的韩国已经是全球经济和文化强国,亚运会金牌的“国家服务”价值在公众眼中已经大幅缩水。与此同时,兵役本身在韩国年轻人中的争议也越来越大,人口减少导致可服役人数持续下降,兵役待遇和军营文化问题频出,这些都让普通韩国男性对“凭金牌免兵役”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姜信哲的表态里有一句话值得特别注意:“我对贬低神圣国防义务的行为深感遗憾。”把“神圣”两个字和国防义务放在一起,这不是随口说的。在韩国,兵役被赋予了一种近乎道德层面的意义,而“兵役豁免”则始终带有某种“特权”的色彩。
韩国国防部的回应来得很快。10月6日,国防部发言人郑缤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防部对体育界部分人士的不当言论感到遗憾,将综合考虑公平性、可服兵役人数减少、公众共识等因素,有计划地最终收紧或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第二天,国防部长官姜信哲在国会国防委员会国政监察会议上被问到相关立场时,给出了更明确的表态:“国防部的目标是逐步缩减兵役特例制度,并最终将其废除。”这意味着,延续了53年的制度,可能真的走到了尽头。
但我们需要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件事真的只是几个球员“嘴欠”惹的祸吗?恐怕没那么简单。梁民革说的那句“奖牌不重要,免兵役才是奖励”,虽然表达方式非常笨拙,但他在无意间说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对于很多韩国运动员来说,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参赛动力中,兵役豁免确实占了极大的比重。
孙兴慜、金玟哉、李刚仁,这些在欧洲赛场上闪闪发光的名字,当年都曾靠亚运金牌解决了兵役问题。你不能说他们的金牌不真诚,但你也不能否认,兵役豁免是驱动他们站上亚运赛场的关键因素之一。
梁民革的话还没凉透,队长李期奕又添了一把火。这位26岁的后卫在赛前就已经收到了征兵通知,如果没拿到金牌,回国后只剩9天就要入伍。所以他举着金牌对着镜头大喊“不用去军队了”,还补了一句“差点9天后就要去服兵役了”。
接下来会怎样?按照姜信哲的说法,“逐步缩减”到“最终废除”是国防部的目标,韩国兵务厅厅长洪素英此前也表示,《国防改革基本计划》将涵盖补充役制度的阶段性缩减和废除方案。这意味着一套完整的制度退出路径已经在规划之中。
这场风暴来得极快。决赛终场哨响没多久,效力于比利时韦斯特鲁的前锋梁民革走进混合采访区,面对镜头说出了一句让整个韩国社会血压飙升的话。他说,奖牌和奖杯其实并不重要,他们真正的报酬是免除兵役,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在比赛。
更大的争议出在集体项目上。这次亚运男足23人大名单中,有20人拿到了兵役豁免资格。也就是说,只要球队夺金,哪怕你整届赛事一场没上,照样搭上了免兵役的顺风车。男篮7人、棒球16人也同样受益。这种“一人拼搏,全队躺赢”的局面,在韩国国内的质疑声早已有之,但这一次,球员们自己把这种不公平感赤裸裸地摆到了台面上。
韩国足协事后出面道歉,说球员们“因无法抑制喜悦之情,发表了轻率的言论”,并承诺加强国家队球员的品格教育。梁民革、李期奕、朴升秀也相继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致歉。梁民革说自己“从未想过轻视正在履行兵役义务的人”。李期奕说自己是“因一时的幸福和多巴胺,把焦点放在了免除兵役上”。但道歉的速度再快,也追不上舆论裂变的速度。
这话说得重,但在韩国社会引发了广泛共鸣。因为兵役在韩国不仅仅是一项法律义务,它还承载着一种朴素的情感认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为国家服役这件事本身是值得尊重的。当球员们公开把“不用当兵”当作比金牌更大的荣耀来庆祝时,刺痛的不只是现役军人,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底线。
真正让舆论彻底失控的,是BTS。韩国国会网站上出现了一份要求废除运动员兵役豁免的请愿书,请愿者直接拿防弹少年团做对比。BTS全员已经完成兵役,而他们在全球范围内为韩国带来的文化影响力和国家形象提升,恐怕不是一枚亚运金牌能比拟的。
政界的反应比舆论更快。国民力量党议员安哲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标题就带着火药味:“把不用服兵役当成骄傲的国家队足球队,军队是令人憎恶的设施吗?”他还追问:“不是有许多夺得金牌的运动员并未获得兵役豁免吗?给这些令国家蒙羞、轻视军队的国家队队员免除兵役,简直令人愤慨。”
所谓“替代”,也不是完全没有代价,他们需要完成3到4周的基础军事训练,然后在34个月内完成544小时的社区公益服务。换句话说,兵役豁免并非白送,它是有条件的、有成本的。但问题在于,这个“成本”和普通韩国男性付出的18到21个月的军营青春相比,落差实在太过悬殊。
当这种特权被享有者自己以一种轻佻的方式展示出来时,制度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致命一击。可以说,韩国足球人这次不是输给了舆论,而是输给了自己。他们用几句不经大脑的话,亲手葬送了一个为后来者遮风挡雨半个多世纪的制度。
当然,制度变革不会一夜之间完成,缩减到废除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方向已经明确了,而推动这个方向的,恰恰是那些本该最珍视这个制度的人。这大概是2026年秋天,韩国足球最令人唏嘘的一幕。金牌还在脖子上挂着,制度的根基却已经开始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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